靳元用“网感”很强的话语反问道，“快手不香吗？王者不香吗？抖音不香吗？”但语气里充满了无奈。

在这所学校里，阅读室、阅读课、阅读老师一应俱全，就读的学生大多家境殷实，能够提供充分的阅读支持，“但问题不在于这些，他们真的不读书，”靳元说，“他们与我们不同了，甚至连社交App都不一样了。”

靳元说，孩子们觉得微信、QQ太老套，反倒用短视频App作为沟通的方式。

与此截然不同又隐隐相似的是，距离仅20分钟车程的城中村打工子弟学校，政府和社会捐赠的阅读室光鲜亮丽，各类电教化设备一应俱全。但图书束之高阁，阅读室沦为摆设。

再向外开足1个小时车程的农村，即将要撤点并校的村小，仅剩的十几个孩子和老师守着翻新没几年的教室。挂着图书室牌子的空屋子里，只有一块黑板和一堆散落的桌椅。 

为何不读？——新时期的“读书无用论”

“我们为什么要阅读？”这是导演关正文在“阳光关爱·i读计划”课堂上的提问。

“阅读可以学习到课外的知识。”

“阅读可以让我们懂更多更深的道理。”

“阅读可以让人增长见识。”

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说出自己的答案。这堂课发生在海南屯昌县的一所村小里。而在数千公里外的河北省阜平县山区，相同问题所得到的回答截然不同。

面对轮岗到村小的老师王丹，讲台下坐着的十几名同学鸦雀无声，教室最后面的小男孩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喊道，“读啥书啊？”说罢，台下一阵哄笑。

王丹对这群即将升入初中的小学生感到陌生，这与她小的时候完全不同。她说，这种不同是深植在骨子里的。

“他们觉得自己有很多机会，但我又觉得他们的机会并不多。”王丹在一次班会上问“梦想”时，孩子们回答的多数是“电竞选手、主播、有钱人、大明星……”对于这些，王丹有些诧异，仔细想想又觉得可以理解。

这种矛盾基于王丹在这所村小及家乡的认知，“他们基本上都刷短视频，也都能弄到手机。”王丹认为，乡村孩子如今能获取到的网络信息，几乎与城里孩子别无二致，“城市里火的BGM，这里也火。”

在那堂班会课上，王丹被那位小男孩呛了一句，“你看那谁谁谁（指某主播），他小学毕业的，现在一场直播赚好几十万。” 

“读书无用论”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有了新的“支撑”，王丹不知该怎么驳回去，但视这种情况为洪水猛兽。

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（CNNIC）于2020年5月联合发布的《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》显示，城镇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.9%，农村未成年人达到90.3%。

基于数据的直观感受是：在乡村，获取一部手机的难度越来越小，玩手机的门槛越来越低，家长的管制态度越来越弱。

相比于王丹眼中的“洪水猛兽”，在长春市某区教师进修学院工作的姜怡则将手机应用视为双刃剑。

“我小的时候，课外认知大都来自收音机。”姜怡说，“互联网的出现将信息门槛放低，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到，孩子们能获得内容越来越多。”

不过，姜怡也对“过度游戏”“碎片阅读”和“视力伤害”三件事情表示担忧，其中最为关注的便是“碎片化阅读”。

“碎片阅读是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快感，现在孩子不爱读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爱长篇幅阅读。”姜怡在一线教了二十六年的语文课，“这样的危害很大，习惯碎片阅读的孩子很难形成系统的思维架构。”

“不要什么书都像课本一样，”靳元对所在学校图书室的情况也有一定程度的质疑，“我就觉得漫画中国史这类的图书很好看，形式新颖，内容活泼，还符合年轻人的语言体系。”

除了风格上的年轻化，对于“阅读什么”这个话题，最优的解答似乎是“多元”二字，浩如烟海的书籍背后蕴含着无穷力量。

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、科普作家罗会仟的角度来看，儿时从堂兄家藏书里翻出的那套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丛书是他的“一元”。这套“意外之喜”让他如获至宝，佐着《新华字典》，他把这本书从小学翻到高中。

对于中国作协副主席、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而言，小时候读过并深受影响的《哈克贝里·芬历险记》是他的“一元”。或许正是从这个历险开始，他有了《颜色的名字》，到达《纸现场》，讲起《河边的日子》。

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在1994年第二次征战高考，终于如愿考进南京大学天文系，并接触到了彼时刚出版不久的《第一推动丛书》。二十余年过去，他特别撰文，将这系列书籍称为自己的科学启蒙之书。

无论是科学家、作家、画家，还是主持人、演员、医生，无数个来自社会的“元”汇集，从不同角度释放阅读的魅力。

此时的阅读，与任何事情无关，只与孩子们链接。

儿童阅读推广所面对的问题错综复杂，为何读？读什么？怎么读？对过往的反思势在必行，对未来的探索不断前进，一场阅读实验正在进行。